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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鼎丞的女儿张九九到“将军楼”看望过邓小平一家,她也把情况告诉了王震,她说:
“胡子叔叔特别高兴,说现在必须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要给主席写信。我记得胡子叔叔在给毛主席的这封信中有这样的话:‘陈赓同志曾对我说,主席很称赞小平同志,说小平同志政治上强,马列主义水平高。’”
后来王震对九九说,主席喜欢陈赓,我要借陈赓说话。
后来,这封信送给总理,总理说,不要写信了,小平同志很快就要出来工作了。
其实,周恩来是邓小平复出的主要推手。
过了不久,邓小平果然接到了准备复出的指令。不过,他先不用回北京,就在江西走几个地方,也算是调研,也算是回京前的“热身”。
他们一行人的第一站是景德镇,这是中国著名的陶瓷之都。走出南昌不远,邓小平看到路旁的标志是进入进贤县境内,他问驾驶员:“进贤县是不是有个‘五七’干校啊?”因为邓小平想起一个人,跟随他很多年的秘书王瑞林。既然要回北京,身边还是要有信得过的人,王瑞林最合适。

王瑞林生于1930年,是山东招远人。他1946年参加革命,1952年9月成为邓小平的机要秘书,在小平身边工作了十几年。1969年1月,王瑞林被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
小平对这个秘书很满意,曾经称赞他“思想敏锐、勤于动脑,作风踏实、周密细致”。两个人感情很深。
邓小平对陪同的人员说:“在进贤我没别的事,就是想见见我的秘书王瑞林!”
但是这个要求并没有马上得到满足,因为陪同人员说自己做不了主,说要请示一下上级。小平也没有说什么,于是车队直接去了景德镇。
几天后,小平得到通知:中央同意由进贤县委将王瑞林带到县委招待所,和小平见面。小平一行还在景德镇,听到这个消息,返回进贤,可见他是多么看重这位秘书。
据时任进贤县委办公室主任的李宜春回忆:小平走上县委招待所二楼,还没有到会客室,便一边喊着:“瑞林、瑞林,你在吗?”一边快步向会客室走来。
原本坐在沙发上的王瑞林,则一下子跳了起来,冲到门口迎接自己的老首长。在进门处,两人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小平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分开有六年多没见面了,今天见面,真是太高兴了!”
进贤县的这所“五七”干校,是由中央办公厅主管、专门接纳中办干部的一所干校,成立于1969年1月。这里曾经藏龙卧虎,很多重要的人物在这里磨练过,当然也有来镀金的。我曾经到访过这里,人去院空,物是人非。
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就曾在这所干校里劳动过,而且她在这里认识了一位下放劳动的男青年徐宁,两人就在干校举行了婚礼。毛泽东应该是同意这桩婚事的,他送的礼物是一套39卷本的《马恩全集》。我想,领袖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在干校劳动锻炼,而且要提高理论水平,准备挑起更重的担子。果真,不久后李讷回京,在《解放军报》社担任了领导,还曾经当过北京市的领导。
不过,李讷的仕途和她的婚姻一样,都不长久。结婚不久,两人产生了矛盾,在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李讷于1971年回到了北京。
据与李讷一起下放在这里的人回忆:“李讷平易近人,说话谦和,待人诚恳,干起活儿来不惜力,能挑一担粪走上两三里路。吃饭时她也和大家一样,馒头就咸菜,不搞半点特殊。”
这是题外话。
在这间会客室,邓小平对王瑞林说:“我在去年向主席和中央写了一封信,根据我的身体状况,要求为党为人民做点实际工作。中央已通知我回北京,我准备2月20日启程回北京。在离开江西前,利用一段时间到吉安井冈山、赣南的兴国、瑞金等老革命根据地和其它一些地方参观访问。前天去了景德镇,今天在进贤能看到你,感到很高兴。”
王瑞林询问小平的身体情况。小平笑着说:“我身体各个器官部件,自我感觉还良好。我是从来不与医生打交道的,医生们可能不高兴。”
两个人的话没谈够。邓小平带着王瑞林一起回了新建县的“将军楼”,要叙旧,也要谋划未来。
王瑞林在“将军楼”住了两个晚上才回进贤。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王瑞林于1978年1月重新回到中南海,担任了邓小平办公室主任,后又升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
从江西回到北京,在政治的棋盘上,“闲子”又变成了“要子”。邓小平还是要适应一些时候的,因为北京比起江西来,要复杂很多。江西要对付的是寒冬酷暑、柴米油盐、种地劈柴、车床工具;北京要对付的是严峻的经济形势、整顿的重担,还有“四人帮”的明枪暗箭和处处掣肘。
周恩来病重,毛泽东身体也不好,老战友们很多还在被关押。邓小平此时最重要的,还是要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因为他的威望已经登峰造极,一言九鼎。
有些很多年都没有做的事情,现在也要做了。
1973年10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是那位最近还在任的小特鲁多总理的父亲)访华。原定周恩来全程陪同,但周临时返京,改由复出不久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接续陪同,先后赴郑州、桂林访问,并游览漓江。
送走外宾后,邓小平临时决定取道长沙,专程前往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唯一一次到访韶山。
邓小平突然决定来韶山看看,湖南方面自然不敢反对,但是也很犯难。对这位复出不久的副总理怎么接待?热情似乎不对,虽然他也是中央领导,但是很多在任的大领导不喜欢他,而且也许还会再次下台;不热情吧,似乎也不对,毕竟是副总理,位高权重。
难题怎么办?
湖南的一把手华国锋在北京工作,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很了解情况,但不可能具体张罗这件事情。在长沙的一些领导人马上就这件事情开会,会议开得很长,意见分歧也很大。最后明确了一个原则:“不冷不热”。
其实,这也是很难把握的原则,到底多“冷”多“热”?
长沙方面首先做了个示范,派给邓小平的“坐骑”是“吉姆”轿车,而不是“大红旗”。他们对邓小平说,其它车辆都已派出去了。省里倒是派了一位重要领导,1973年刚升任省委书记、省内第三把手的毛致用来陪邓小平。这位书记有一个著名的外号,这里不说了。毛书记是个十分谨慎的人,对韶山的负责人说了十分巧妙但又模棱两可的话:“你们看着办吧,不要问我。”
邓小平倒是不在意这些,他来到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这就是一件大事。因为他的许多同事和战友,如周恩来、董必武、贺龙、陈毅、刘少奇等等,好早以前就来过韶山了。刘少奇还细心地指出,“毛泽东故居”应该改成“毛泽东旧居”。而邓小平直到现在才到韶山,似乎晚了一点。
所以,邓小平特意说:“我老早就想来。1965年有这个念头,当时太忙;1966年我想来也来不了啦。”

邓小平在毛泽东同志旧居前合影
意思表达得很清楚,相信中南海也听得到。
最后,说三个小故事。一方面可以说明邓小平的为人,外冷内热,愿意帮人解决问题;一方面也说明他不是马列的“原教旨主义者”,有原则但是懂变通,这是他能够“三落三起”的重要原因。
这些故事都是张鼎丞的女儿九九讲的。
其实,邓小平和张鼎丞没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也从来没有过私人之间的往来。但是,邓小平对张鼎丞一家很关照。也因为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是九九的中学同学,两人同年进军工,同住一个宿舍,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关系比较近。邓小平在江西时,九九还专门到新建县去看望过邓家。
1981年,张鼎丞去世,家里商量丧事从简。经过子女动员,张鼎丞的续弦妻子也勉强同意了,但是她提了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做到的要求:请邓小平到家里来悼念。九九无奈,只得去找卓琳。她非常难为情地提出了这个请求,卓琳听完后说:“老爷子非常赞同丧事从简,说如果他死了,就把骨灰倒到抽水马桶里冲了。你们对丧事安排的意见很好,可是到家里去,恐怕不行,看是否用其它形式表示悼念。问问老爷子吧!”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邓小平竟然立刻同意了。邓说:“不开追悼会好。我死了也不开。明天上午去!”
第二天,他和王震、杨尚昆、李先念、胡耀邦等一起到张鼎丞家里悼念。邓小平指着张鼎丞的遗像说:“鼎丞是老实人,忠厚长者。”
九九有个儿子叫王强,就是王若飞的孙子,和邓小平的外孙女绵绵是同班同学。王强很聪明,但很淘气。绵绵经常在饭桌上说王强捣蛋的事情。
有一年邓小平检阅军队,坐一辆红旗敞篷车。王强很不以为然,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说:“检阅军队应该骑马,你年纪大了不骑马,也应该坐吉普车。”邓小平认真地对王强说:“你的建议很好,你的信我就不批示了。”
大约是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王强写了一篇小说,那篇小说中的主角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把这个共产党员描写成一个非常自私虚伪的人。家里大人批评王强,说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时王强不到十岁,感到很委屈,而且有压力。邓小平知道以后,很认真地专门叫毛毛给王强打电话,告诉王强:“爷爷给你平反了,你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你是一个好孩子。爷爷说了,你妈妈简直是胡闹!”
第三个故事,是邓小平解救王若飞的遗孀李培之。
王若飞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和博古、叶挺和邓发等人一起因飞机失事牺牲。但是,“文革”中王若飞也被污名化,李培之也一直被关押。有一次,九九问卓琳,可否请邓老爷子转一封信给周总理。卓琳说,可以问问老爷子。
很快,她接到毛毛的电话。毛毛兴奋地说:“快把信送来!不用给总理写,给我们老爷子写就行!”
第二天专案组的同志就告诉九九夫妇:“你们的妈妈很快就可以解除监护了。”
没有几天,李培之就从监狱出来了。
顺便说一句,邓小平的第一任妻子张锡媛,及张锡媛的姐姐张锡青、妹妹张晓梅,都是王兴的妈妈李培之在保定女二师的同学。他们一起参加学生运动,一起参加共产党,一起参加国民议会促成会,后来又一同到莫斯科学习。
最后说几句,有些人批评邓小平,说他自食其言,明明说了“永不翻案”,为什么出尔反尔?我认为,这要看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说这样的话。假如邓小平不善于等待,不勇于忍耐,不会委曲求全配资带你炒股,那么,中国也许会多了一个威武不屈的英雄,但少了一个成功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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