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民的食物体系

早在佐赫兰·马姆达尼宣布他希望在纽约市建立一个“专注于保持低价”的杂货店网络之前一个多世纪，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者就已经对这种商店感到愤怒了。1886年，西班牙各地开设了一大批“庇护商店”（tienda-asilos），为日益增长的城市贫困人口提供廉价食品。在支持者看来，它们为劳动人民提供了一条无需忍受施舍之辱就能吃上饱饭的途径。

作者：Raj Patel

编辑：阿K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此不敢苟同。首先，他们认为，这些所谓的“庇护商店”与其说是庇护，不如说是牟利。尽管商店本身是非营利企业，但供应链上为厨房供货的商家却是逐利的，并且有传言称他们相互勾结、牟取暴利。（当时和现在一样，食品慈善是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其次，这些商店几乎毫无尊严可言。它们有时被藏在远离城镇的地方，这样人们排队领取打折食物时就不会被看见，资产阶级也不必为城市贫困的景象而烦恼。关于商店里食物腐坏的报道更是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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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和右派都不信任食品体系，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却截然不同。

西班牙社会主义者不想要慈善和食物银行，他们想要一种能够有尊严地建立阶级团结的饮食方式。但在当时，好的范例寥寥无几。世纪之交，如何解决城市饥饿问题困扰着欧洲和北美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组织者。那时，食品价格飙升之后通常只有一种反应：暴动。1898年的米兰，因小麦价格飙升而引发的面包骚乱导致数十人丧生。1911年，在恶劣天气和口蹄疫爆发之后，欧洲食品价格再次飙升。奥地利和法国的妇女领导了抗议活动。这一次，一些市政当局愿意提供帮助，支持旨在降低价格的谈判。

当工人阶级奋起反抗时，中产阶级反抗的却是食品体系中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不洁。在美国，食品掺假和污染丑闻频发，加之厄普顿·辛克莱在其1905年的小说《屠场》中揭露了屠宰场的肮脏和对劳动力的剥削，最终促成了1906年《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的通过。《屠场》的结尾是对市政社会主义可能性的赞歌，但辛克莱后来哀叹道，它所带来的政治变革，不过是一套旨在防止腹泻蔓延的温和卫生要求。“我瞄准的是公众的心，却不小心击中了他们的胃，”他说道。

辛克莱对食品究竟应作为慈善、商品还是公共产品来管理的不同观点感到沮丧。如今，同样的问题再次浮现，并激发了政治光谱两端的运动。一边是马姆达尼复兴了市政杂货店的理念，这是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通过公共食品构建尊严的努力的一部分。另一边，则是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领导的“大众食品与健康联盟”（MAHA）。与左翼阵营一样，该联盟也对食品体系持怀疑态度，谴责添加剂、杀虫剂和牟取暴利。但它将食品与种族卫生联系起来，并呼吁一种能够增强国家力量的自然纯净，其根源却截然不同：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MAHA将尊严视为一项个人的警惕、自我照顾和免受异物侵害的事业，而马姆达尼则将其与更悠久的集体供给传统联系起来。

事实上，如果马姆达尼成功当选纽约市长，他提出的公共食品杂货店提案将有一个超过百年的历史先例。乔治·R·伦恩是一位长老会牧师，也是美国社会党成员。在斯克内克塔迪市长竞选中，他试图通过提供平价食物来应对当地的社会再生产危机——当时，家庭收入被房租吞噬，越来越多的外国出生劳动力受制于无良老板和商人。竞选期间，伦恩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一位牧师和一位退伍军人，这足以让他赢得选举。但就任后，他却始终无法克服他所说的“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等老牌政党的强烈反对”。1912年，他的第一个市长任期开始后不久，他在市政厅地下室开设了一家公共食品杂货店，并发起了一项以成本价出售冰块的市政尝试。这两个计划都没能持续多久。中产阶级选民抛弃了他，当地零售商也对他提起了诉讼。

尽管伦恩本人再也没能重振公共食品杂货店，但这个理念却从未消亡，尤其是在民众见证了国家在紧急时刻所能取得的成就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英国催生了国家厨房；在美国，联邦政府动员了各州资源来管理全国的食品供应。这些项目首次表明，不仅在市政层面，在州一级，社会主义政策也有可能应用于餐桌之上。

战争期间，纽约市曾考虑成立市食品部门，利用公共卫生特权将食品从污水处理系统中转移出来，交由市政府管理的市政市场。在19世纪40年代私营部门侵蚀这些特权之前，这些市场的功能更为全面，大多数食品杂货交易都在公共市场进行，并遵守食品安全和商业规范。这些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但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需求却始终存在。1917年，由工薪阶层和主要为移民的女性组成的“母亲反高价联盟”在纽约领导了大规模示威活动，要求为市政府经营的杂货店拨款100万美元，并为学校午餐拨款100万美元。

马姆达尼说，杂货店市政化提供了“在这个城市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

政府不应仅仅充当食品体系的监管者，还应成为购买者和分配者——这一理念在波士顿、费城和芝加哥的战时食品抗议活动中得到了呼应。这些抗议活动也蔓延至美国以外，尤其是在那些遭受物价上涨之苦的国家。在德国，革命委员会在1918年至1919年间曾短暂接管了几个城市的食品分配。在智利，成立于1918年11月欧洲停战几天后的全国食品工人联盟（AOAN），领导了2万人在圣地亚哥游行，要求建立公共食品体系。

五十二年后，他们的愿望实现了。前公共卫生部长萨尔瓦多·阿连德在1970年的总统大选中以微弱优势获胜。他的政党迅速行动，建立了一个由供应和价格控制委员会组成的全国网络，“人民商店”在全国各地涌现。阿连德的“人民团结联盟”将进口供应链收归国有，成立了一家国营公司——智利国家分销公司，以此与面包师、肉贩、干货商和其他小型食品供应商建立联系。没有了中间商，该公司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进货。

但阿连德的团结发展举措在供应链层面并未深入。农民不满价格管制限制了他们的收入，拒绝将小麦运往市场。媒体也立即对此表示敌意。由于在农村地区缺乏盟友，阿连德的愿景最终落空。经济破坏和资方罢工导致卡车司机、中上层消费者和大型贸易商组成了一个反霸权联盟，他们都对阿连德进行了抗议。他们的努力为1973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领导的政变铺平了道路。皮诺切特在夺取政权后，于同年9月解散了公共杂货店。

我最近重读了约书亚·弗伦斯-斯特林关于智利实验的激动人心的描述《渴望革命》（2021），因为马姆达尼关于市政杂货店的提案似乎激起了如此深刻而熟悉的情感。弗伦斯-斯特林对此充满希望。他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在消费者仍在经历食品杂货价格快速上涨的时期，马姆达尼的计划有可能保障人们获得基本食品。”他认为，如果规模足够大，该计划可以通过“对私营机构进行竞争制衡”来成功抑制食品价格上涨。

规模是个难题。目前，纽约市只有六个小型市场，这是拉瓜迪亚“新政”时代试图恢复公共市场的残余。在这些市场中，政府租赁摊位，小零售商出售商品。但大规模的模式确实存在。保加利亚政府宣布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由1500家商店组成的网络，特别是在服务欠缺的地区，目的是提供平价食品（最高加价10%）并支持小规模农村食品生产。墨西哥现有25000个基本商品销售点，并计划到2030年开设30000个健康商店。但我们无需向海外寻找灵感。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在购买食品并直接以成本价卖给消费者。国防军需品局常被认为是美国政府的主要零售渠道，这是一个“山姆大叔俱乐部”，在全球超过200个军事基地设有店面，年收入超过50亿美元。

政府运营的杂货店按成本价运营，确实可以为消费者省钱——据亚马逊收购全食超市前的食品杂货业务副总裁埃罗尔·施魏策尔称，可以节省“20%到30%”。但施魏策尔在邮件中向我建议，这个想法还需要更进一步，“建立一个公共供应链，将食品杂货零售的固定成本（通货膨胀、占用率和税收）内部化，同时确保工人加入工会并享有尊严。” 公共供应链意味着城市本身将直接从生产商处购买食品，拥有或租赁仓库和零售空间，并管理分销。通过减少私人批发商、房东和股东的参与，它可以稳定价格以抵御通货膨胀，避免商业租金上涨，并将盈余再投资而不是榨取为利润。至关重要的是，它还为工会工资和有尊严的工作设定了标准，确保平价食品不会以牺牲被剥削的劳动力为代价。这对种植者、工人和食客来说都是一个胜利，因此，它也是一个构建联盟的机器。

马姆达尼的计划提议投资6000万美元，在每个行政区开设五家杂货店。但这远不足以产生公共杂货店项目所需的影响，从而解决困扰纽约市的食品获取问题。那么，究竟该投资多少呢？我和施魏策尔坐下来算了一笔账。（我们都是国际可持续食品体系专家小组成员，该小组研究了世界上最成功的地方食品体系。）我们估计，在最贫困的社区开设20家中型商店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低要求，这些商店的库存量较低，工会工资较高。这项计划每年将花费4亿美元，是马姆达尼提议的数倍，但仍不到纽约市警察局2024年支出的4%，仅占纽约市总预算的0.38%。

但4亿美元仍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值得我们花点时间思考一下市立杂货店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它们无疑是让人们更容易买到好食物的一种方式。通过在商业杂货店无法覆盖的地区开设商店，该市可以努力消除“食品荒漠”——即远离中型杂货店的低收入人口普查区。（活动人士更喜欢使用“食品种族隔离”一词，这个词再次将政治因素引入其中，用来指代因种族歧视导致的投资减少和结构性不平等，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低收入社区难以购买食物。）当然，还有另一种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确保社区能够负担得起市场价格的供应商，反过来，这些供应商可能会考虑在以前无法负担的地区开设商店。马姆达尼提出的其他政策——到2030年实现30美元的最低工资、免费儿童保育和经济适用房——可能会在中期内促进这一结果。然而，目前最贫困的社区根本没有足够的杂货店，而杂货店的市政化提供了基础设施，用马姆达尼的话说，“让你在这个城市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这些基础设施将有助于纽约人吃得更好，但这还不够：研究表明，社区里开设一家销售优质食品的杂货店只能使健康食品消费量增加10%。可及性很重要，但可负担性也同样重要。这就是公共供应链的优势之一：它可以降低豆类和蔬菜等健康主食的价格，这些食品的国内供应量最近跌至35年来的最低点。较低的价格本身当然有助于推动消费，但我们可以进一步拓宽视野。还有许多其他政策——垃圾食品税、削弱食品行业宣传的教育、广告限制以及改善学校膳食——这些政策与公共供应链协同作用，将改善所有纽约人的饮食和福祉。所有这些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通过反对食品行业的集体政治行动，社区可以变得更健康，而杂货店可以成为这一健康的支柱。

从纸面上看，MAHA联盟也声称支持优质食品的普及。当特朗普授权小罗伯特·肯尼迪全权负责对食品链中的企业滥用行为“发号施令”时，食品政策界的许多人都为之欢呼。CNN兴奋地报道称，食品品牌正准备迎接一场“食品大战”。一些营养学家和公共卫生倡导者，如玛丽安·内斯特尔，过去一直批评政府和小罗伯特·肯尼迪，现在很高兴看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终于提出了合理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一时间，政府对食品公司的强硬姿态——这在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对大型食品公司的温和态度中明显缺乏——似乎标志着右翼比民主党同行更愿意对抗企业权力的罕见例子。例如，将MAHA的远大抱负与米歇尔·奥巴马在白宫的有机花园进行比较，后者充其量只是食品体系“希望与变革”的纪念碑，而这一体系在与政府捐助者接触后就夭折了。

但如果说对奥巴马的期望落空了，那么对特朗普的期望就更加落空了。尽管他的“让美国再次健康总统委员会”大肆宣扬透明度，但其内容却含糊不清，令人不安。该委员会的章程文件列举了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诸多缺陷，大多数理性人士都认同这些缺陷真实存在且迫切需要结构性补救——例如，“2021年，美国的年龄标准化癌症发病率位居世界最高，几乎是第二高发病率的两倍”。但该文件继续将其任务描述为帮助美国人管理疾病和危险，方法是“用透明清晰的事实……告知美国人民”。如果MAHA委员会中有任何词语暗示监管，我还没有找到。相反，它把一个有充分理由的担忧——企业与负责管理它们的联邦机构之间不透明且经常被收买的关系——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消费者教育呼吁。这与该机构领导人承诺的全面攻击截然不同。最近，就连温和的透明度目标似乎也被抛弃。小罗伯特·肯尼迪在首次向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表的视频讲话中承诺，将开启一个“彻底透明”的时代以重建民众信任。两个月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公共记录工作人员全部被解雇。现在，消费者将独自承担是否成为企业不法行为受害者的责任。

根据MAHA的理念，美国人被鼓励自己去恢复健康。

除了外观上的些许差异，有毒的企业食品环境本身将基本保持不变：到明年年底，一些石油基色素将从食品中去除，使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更加接轨。但这种监管只是例外，而非常态。美国儿童健康委员会（MAHA）的最新建议是，解决农药过度使用和毒性问题的方法不是限制农药，而是——再次强调——通过教育公众了解环保署的审查流程。换句话说，MAHA只不过是一本有洁癖者的医疗保健指南。

在MAHA的框架下，美国人被鼓励自己去重拾健康。与其指责那些负责配制、营销并抬高不健康食品价格的行业，公民们不如自己承担起应对和管理自身健康风险的责任。MAHA的招牌业务是生物监测设备、血液检测和邮寄粪便样本——所有这些服务均可从MAHA的支持者处付费获得——以便保持警惕的人们能够避免最坏的情况。“您是了解自己身体的主要责任人，”凯西·米斯的网站上写道。凯西·米斯是MAHA的领军人物，目前正在被考虑担任卫生局局长。有了这些数据，你就有能力制定自己的养生方案。

换句话说，政府对MAHA的回应，是一种开明的、个人责任式的消费主义。正如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奇爱博士》中的曼德拉草将军所言，你是自己珍贵体液的守护者。保持纯洁的任务只能由你自己承担。然而，你控制身体以外环境的能力却极其有限。谈论监管环境毒素的来源，是不被鼓励的。因此，小罗伯特·肯尼迪的计划在MAHA的忠实拥护者中引发异议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中的许多人真心认为，除了去除谷物早餐中的奇怪食用色素之外，还有更多可以做的事情。玛丽安·内斯特尔已经发现了MAHA不愿监管的问题，越来越多的MAHA成员也开始和她一样感到沮丧。

与此同时，MAHA让那些最有希望的健康项目，尤其是针对工薪阶层的项目，陷入了困境。政府已经削减了10亿美元的本地食品采购和数百万美元的区域食品企业补助，并计划取消数百万美元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旨在帮助贫困家庭购买健康食品）。

MAHA的危机为马姆达尼带来了机遇。《纽约时报》和福克斯新闻的右翼批评人士认为，他的公开市场提案表明他及其支持者脱离了现实，正如特朗普所说，这是“共产主义”的症状。如果未来的马姆达尼政府开设20家类似Costco的工会商店，供应可持续的本地生产食品，肯定会招致更猛烈的批评。然而，针对马姆达尼的攻击规模之大，正反映出他的竞选活动与纽约公众产生了深刻的共鸣——纽约公众对食品价格上涨感到厌倦，这种上涨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一个可见、可靠、有尊严的公共食品杂货系统，可以预示着更宏大的愿景：一个满足迫切需求的集体医疗基础设施，并揭露消费主义方案的破产。在社会再生产危机时期，类似的实验可以突破健康、尊严和民主的极限。

公共食品体系的联盟形成，比看上去的要快得多。

这些集体期望，以及对政治可能性的想象，是当今食品辩论中至关重要的利害关系。这是一场关乎公共健康与国家卫生的辩论。公共食品杂货店的成败，与其说是物流问题，不如说是衡量马姆达尼能否带领一个群体围绕其愿景前进的能力。杂货店不仅仅是食品零售的场所，更是招募和重构一系列政治联盟的机会，而这些联盟越来越感到被MAHA背叛。“全美妈妈”组织严重倾向于MAHA的候选人，但该组织已经对政府向农药行业屈服以及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应对环境毒素危害方面的胆怯感到恼火。公共食品体系将更有能力监管并消除供应链中的此类毒物，也更愿意就保护儿童健康免受私营食品行业侵害展开合理的科学辩论。换句话说，如果马姆达尼竞选团队足够精明，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已经准备好被争取到工人阶级阵营。

在纽约市，公共食品体系的联盟比表面上看起来的更接近形成。今年九月，社区厨房将在下东区女孩俱乐部开业，加入到将食品变成公共产品而非私人商品的努力浪潮中。这家餐厅将实行分级定价，想要品尝获奖菜肴的美食家们只需支付125美元，就能与美食作家马克·比特曼的餐厅共享美食，而当地居民只需支付15美元即可享受同样的待遇。这或许是一个历史性联盟的缩影：由工人阶级领导，部分资产阶级也参与其中。

劳工也参与其中。美国食品和商业工人联合会3000分会主席费伊·冈瑟与施魏策尔和我讨论了引入现有公共部门工人网络的重要性。纽约市非营利组织“社区食品倡导者”的执行董事利兹·阿克尔斯对此持乐观态度，该组织致力于通过政策和联盟建设推动系统性食品正义。纽约市政府每年在食品上的支出已达5亿美元。阿克尔斯在邮件中告诉我，公共商店可以利用这种购买力，将其作为“更全面解决纽约市优质、平价食品杂货供应不足问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种全面的方法需要进一步建立联盟。纽约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公共食品杂货店理念的最初孵化器——已经在围绕同样的诉求展开讨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也就是马姆达尼自己的支持者，一直在推动租户、劳工和气候运动，这些运动都指向将食品视为基础设施。像布鲁克林运动中心这样的黑人领导的团体，正在贝德福德-斯图维森特和皇冠高地建立食品合作社；而东哈莱姆区的“正义运动”移民妇女，则以根植于日常生存的横向政治来对抗中产阶级化。由有色人种酷儿和跨性别者领导的“奥德丽·洛德计划”和“秋葵计划”提醒我们，食品正义与性别和种族正义密不可分。像大都会无政府主义协调委员会这样的无政府主义网络，以及像“工人正义计划”这样的工人领导的团体，在疫情和紧缩政策期间都维持着互助厨房的运转。将这些参与者与工会和公共餐厅先驱者联合起来，所产生的将不仅仅是一场争取更便宜食品的运动，而是一个反霸权集团——多种族、女权主义、移民、酷儿——准备将食物重新夺回为公共产品。

任何人都不应低估这项任务的难度。亿万富翁们已经给反对派开出了大额支票。曼哈顿研究所的炮口已经瞄准了马姆达尼及其应对生活成本危机的努力。他的政治魅力有限，尤其是在获胜之后。芝加哥左翼市长布兰登·约翰逊一上任就立即有资金试图削弱他，这预示着一场从第一天起就试图破坏马姆达尼胜利的运动——就像类似的运动曾推翻阿连德一样。

但统一战线的碎片已经存在。将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对MAHA空洞承诺感到失望的健康倡导者、尝试公共厨房的餐馆老板、要求体面工作的杂货店员工，以及大批无法获得优质食品的普通民众——你就会开始看到一个反霸权集团的轮廓。

公共杂货店并非技术官僚的微调，而是一个凝聚点，一个将不满转化为团结的机会。那些抨击慈善事业的西班牙社会主义者是对的。他们想要的是低价、社会团结和尊严。如果将马姆达尼的愿景放大，就能持久地实现这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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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拉杰·帕特尔（Raj Patel）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的研究教授。他的著作包括《饱食与饥饿：世界粮食体系的隐秘之战》（Stuffed and Starve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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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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