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四月天，阳光绚烂，春和景明，草长莺飞，山花烂漫。我沿着当年唐代伟大的文学家柳宗元创作《永州八记》时所游历的路线，徜徉在永州的画山秀水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他被贬永州期间借游历山水排遣孤愤，抒发对现实批判的不朽之作。“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的文章对后世思想的影响可谓光耀千秋，警醒万代。尤其是文章中对“造物主有无”的哲学追问和对贤才遭贬命运的感慨更是深刻地批判了世俗对个人才能的尘封湮灭。我在一处凉亭中坐下，翻开《永州八记》，我边读边想起我二姐他们当年那批知青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原罪心理，下放到永州江永及周边县，所度过的那十六年漫长而蹉跎的知青岁月；尤其是她常讲起的1967年，那次六千长沙知青集体大逃亡的悲壮往事。

1964年9月，长沙突然而来的第一场寒秋迅急让人们换上了秋装，这总算让昨日还是挥汗如雨的炎炎酷暑退避三舍，不再让人烦忧。尤其是我的二姐，她自从7月15号参加完高考之后就一直忧心忡忡，因她耽心父亲的历史问题会影响她的大学录取。从1956年起，大学录取就严格执行“向工农开门”的政策，政策规定：工人、农民、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复员军人等群体在高考中有优先录取的权利。而这一政策随时代的推进愈收愈紧，到1964年政治审查已被最大限度的强化了。即便是高考成绩特别优异，一般情况下家庭出生不好或父母亲有历史问题的考生是很难被录取的，何况当时大学招生的录取率仅有百分之十五。

展开剩余94%

那年二姐的高考成绩因考前顾虑重重而发挥并不太好，她的高考志愿又填得较天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等，这些学校在当时都是大学录取中的佼佼者。苦等大学通知书不到的烦闷和长沙秋老虎施虐的酷热已让二姐如坐针毡，她像热锅上的蚂蚁燋燥不安。而正当姐姐万分焦虑时，她接到了省招生办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这封信无疑是火上浇油，把姐姐燎烤得痛苦万状。天气一转寒凉，二姐从走访成绩拔尖却都因家庭出生不好，父母亲有历史问题，家庭有海外关系的几个未被大学录取同学中得知，其实不是他们考得不好，也不是招生的大学不愿录取他们，而是他们报考时的政审这一栏都被盖上了“不宜录取”的四个大字。

命运一下子将二姐推到了失望而又无助的漩涡里，怎么办，前途在哪里？于是她奔波四处，寻找至少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然而任她奋力扑腾也无异于是拿石头打天。正当此时，一则消息便在他们这些没考取大学和高中且大多数是因出生问题的学生中传开了。长沙市政府一石二鸟，既是为了“彻底贯彻阶级路线”的方针，又为了解决城市青少年的就业问题，决定把这些所谓的“黑五类”子女，统统下放到湘南偏远的零陵地区江永及周边县的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批下放的知青人数共有六千多人，这是长沙继三年前首批近四百人下放到江永后，市政府策划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些被迫下放到江永及周边县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因原生家庭的政治成分，他们的下乡无异于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原罪”色彩。我的二姐和她们那批成绩虽好但却因高考政审中“不宜录取”的原罪备案，这次都无一幸免地去了那处偏僻渺远，群山环峙，潇水涌浪的江永及周边县。

我二姐他们这批带有为父辈们政治原罪的青少年，刚下到江永时，他们初始的青春理想和本质上的热情在江永那些山沟沟、水泱泱的农村无异如一夜春风，把江永这个极及贫困落后封闭的山区小县吹得山花烂漫，潇水如蓝。二姐这群16至20岁的青少年，他们思想单纯，理想宏大，他们来到农村后，发誓要把青春奉献给改造山乡的伟大使命。他们是真正有文化的知识青年，文革前夯实的初高中文化知识让他们在艰苦卓绝的乡下勤奋劳作，刻苦努力。他们边生产，边办夜校为乡邻们扫盲，进学校当民办老师为山乡的孩子们普及文化知识；他们助力山乡建小型水力发电站，让昔日夜晚漆黑如墨的山乡有了如同自昼般的光明灿烂，打米打面不再石磨碾石臼舂。他们还把自己的文化知识结合江永的山乡土壤搞果树改良和水稻改良，他们嫁接江永香柚蜜橘，他们优选江永香稻和香芋，他们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推动着江永山乡的巨大变化。

他们还在农业植保之余，积极钻研生物医疗技艺，扎针灸，拔火罐，治疮疖，诊癞痢，为乡邻们无偿献血救死疗伤。为乡邻们的贫困，他们想方没法济困扶贫，尽管自己囊中羞涩，还省吃俭用，东拼西凑，捐钱捐粮给当地贫苦农民。他们还发扬自身的文艺特长，把乡邻们的日常生活，家庭琐事，排成小节目，编成小戏曲为乡邻们表演。让过去封闭蒙昧的山乡，男人打老婆、重男轻女等恶俗戏剧性的予以曝光。当然这更给过去一到天黑便上床睡觉的乡邻们，带来了娱乐和会心的欢畅。这些有文化有理想的青少年，他们自知背负着家庭和父辈的所谓阶级原罪，想通过自己的热血理想在乡村脱胎换骨，重做新人。他们的勤奋努力与真挚的热情和心地的善良也广受江永及周边县，山区百姓们的赞誉和拥戴。

然而一场汹湧而至的文化大革命带着阶级原罪的狂热煽动，带着砸烂中华几千年传统文明的无序，带着人性夲罪狂野的穷凶极恶，对知识文化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践踏摧残。下乡江永近两年中，我二姐那批知青似乎是在用他们的纯真和善良，理想和热情来原罪压在他们身上家庭出生不好的沉重桎梏。他们甚至是天真地想以自己的知识去改变江永县贫穷落后的旧面貌，以此来表明他们已彻底决裂了反动的家庭，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革命青年。但他们集体的原罪努力，并未能阻挡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首先对他们自身的革命。他们之中四个知青伙伴悲惨死去的阴影开始在摧毁他们天真的原罪心理，动摇他们在强体力的劳动中脱胎换骨的夲真思想。同时也让他们整体陷在对自身下乡，所遭遇的不公平而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反思。

那四个知青的殒命，其实是引起我二姐他们知青整体反思的导火索。他们中下到江永高泽源林场的一个男知青因招募民工和定制农具，在返场的途中因暴风雪而丧命。两名女知青在大伙中来不及逃亡，致一死一伤；另一名男知青在艰辛地劳作中咳血，而得不到及时救治也撒手人寰。而更让他们悔恨又难以容忍的便是文化大革命一来，有人在他们这群知青中阴谋挑起了所谓的“自觉革命”，让他们互相揭露，互相攻讦，互相批判所谓的个人家庭出生。这立即成为当地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一部分武装民兵杀害和屠戮知青们的把柄。这些武装民兵秉持反动的血统论，打着原罪“黑五类子弟”的旗号，手持梭镖、扁担、鸟铳、锄头、钢钎开始了一场有组织有预谋丧心病狂对下乡知青的所谓阶级复仇。

1967年8月17日，我二姐他们那批知青中的才子诗人王伯明，在江永县城一家餐馆和另一位长沙知青正吃早餐时，突然餐馆闯进四名手持鸟铳的江永本地农民。他们问了一声谁是王伯明，得到答复后，遂举起鸟铳高声宣布，他们代表“江永县贫中农最高法院”立即执行对王伯明的枪决。随即这四个穷凶极恶的民兵，就用鸟铳把铁砂霰弹像雨点般射向王伯明的脸和身体。霎那间王伯明被鸟铳打成了乌漆麻黑的筛子，血染餐馆，命丧黄泉。王伯明突丧鸟铳的悲剧，既是邻边道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血洗地富反坏右份子，铲除黑五类分子的后代，大规模屠杀运动的纵深挺进。又是少数别有用心企图破坏党的上山下乡政策被操纵的地方武装民兵，对下放在江永及邻边各县六千多名家庭出生不好的知青，进行疯狂迫害的开端。

今天，曾经饱受日寇屠戮、残杀、凌辱的华夏儿女对于大规模屠杀的认知和记忆，可能仍停留在当年万恶的日夲鬼子，在中华大地所制造的“南家大屠杀”等滔天罪行的侵华战争之上。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在湘南的潇水之畔竟然也发生了枪杀、砍头、活埋、强奸、等屠杀悲剧。1967年8月，湖南道县的武装民兵据说破获了，全部都是由地富反坏右份子组织操纵的反革命组织，他们声称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当然这是这伙丧心病狂的暴徒为阴谋制造大屠杀而造的谣言，或说是他们阴险的舆论造势。于是他们成立了所谓“道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开始了对全县地富反坏右分子及他们的后代子孙丧心病狂的屠戮和毫无人性的凌辱。杀人事件从1967年的8月13号开始到10月17号被驻扎在湖南的解放军47军强力制止。仅仅66天的时间，这伙暴徒手持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马刀、大刀、柴刀、梭镖、钢钎等杀人工具，并采取沉河、活埋、棍击、绳勒、火烧、摔死、强奸轮奸后捅死，对全道县36个公社486个大队大开杀戒。共杀死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那段时日，田埂、地头、路边还有一些地富反坏分子的家中，都可见被丢弃的尸首，就连潇水上也漂流着尸体，浮着血迹，其情状惨不忍睹。这伙暴徒混淆阶级斗争的界线，扩大阶级斗争的对立面，挑起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原罪的这场大屠杀，心狠手辣。他们的残忍立刻震动了中央高层，令天理难容，人神共愤。

世上所有恶魔屠戮的居心都是相似的，穷凶极恶的手段却是不尽相同的。道县被操纵的少部分武装民兵打着对所谓异己阶级的原罪，实质上是他们阴险预谋的一场大规模集体屠杀。当他们打出“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撺掇那些在共和国土改时期“腰系稻草绳，裸露上半身，脚蹬空筒裤，棒打地富农”的所谓赤贫农，再次举起屠刀时，他们所喧嚣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解放将近20年了，我们赤贫农并没得到实质性的解放。而黑五类分子及他们的子女，现在和我们一样也是挣工分吃粮，何况他们家中还有人因有文化当上了干部，读上了大学挣工资，这太不公平，这就是他们的原罪。把他们斩尽杀绝，誊出些财富给我们，我们才算真正得到了解放。对黑五类分子及他们子孙后代的彻底清算和屠戮夲就是这次道县少数武装民兵，对异己阶级原罪心理而挑起的一场恶魔般的夲罪行径。而这种原罪的邪火一旦燃起便迅速波及到从省城长沙下放到江永的六千多名知青身上。因为江永和道县被操纵的部分武装民兵，系恶魔一族，他们恶念相通。他们从挑动这这群年龄不大，心智并不完全成熟的青少年所谓“自觉革命”的内耗中，惊觉这六千多名知青几乎全都是家庭出生不好，父母亲有历史问题，家庭海外关系复杂的“黑五类”子弟，于是屠刀便迅速朝他们头上砍来。

手持四杆乌铳的恶魔将王伯明射杀在江永县餐馆时，也许他们只是听从了少数武装民兵的挑唆。说王伯明是下放在江永知青中的才子诗人，是知青中的优秀代表，这群知青都是背负着原罪而被下放到江永的。王伯明的外公就是前国民党官员，解放前王伯明的父亲亲自为他外公购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船票，送他离开大陆投奔蒋介石去啦。所以解放后王伯明的父亲被判处监禁，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资深运动员，戴有反革命份子、历史反革命份子和右派份子三顶帽子。王伯明这样的黑五类子弟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再优秀也只是在原罪，或许他们是在伪装积极，其目的是企图暗地里配合蒋介石叫嚣的反攻大陆。

王伯明真如他们所贴的标签吗？我曾不一次的听说过，王伯明是长沙市三中1962届毕业的高中生。自1962年起，他三次参加高考，每次高考虽成绩拔尖，但都因家庭出身“不宜录取”。1964年他和我姐姐一批，同时下放到江永。在长沙时他就是长沙市中学生歌舞团的乐队指挥，是学校“红云诗社”的主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生。下放江永他抱着原罪的心理积极投入山乡的生活，勤奋劳作，努力学习。劳动中他本只能挑一百斤的担子，却硬要挑一百二十斤，说是为父辈原罪。劳作之余，他积极组建成立了江永知青农艺队，并是其中的一名文艺领导和骨干。他不辍笔耕，写有《吹烟》、《新农民之歌》和一些歌颂江永农村新面貌及贫下中农好人好事的小戏曲、小演唱之类。他的作品在江永知青中广为传唱，在江永农村的乡邻间广受好评。他所做的这一切都表明了，他和反动家庭的彻底决裂，和贫下中农心连心。

由于出身原因以王伯明为代表的这群长沙知青，他们内心深处普遍带有一种为上辈人原罪的心理负担，在劳动中表现出一种自我救赎的自觉。他们往往在基层劳动中勇于承担一些超负荷的艰巨任务，承担本地社员都不愿去干的艰险劳动，如烧石灰、烧木炭、修筑堤坝、砍筏山林的重任。他们天真而幼稚地认为，只有这样艰苦卓绝的劳动才能借肉体的磨砺来洗涤自身的原罪，让心灵得到救赎。白天艰苦辛劳，夜晚在一盏煤油灯下为防蚊虫将脚泡在半桶热水中，还不忘写日记写心得，进行自我严格的反省和批判。原罪的心理扭曲着他们面对社会政治趋势的卑微思想和行为日益成熟起来。

当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了江永这偏远贫穷落后的山区，狂妄、无序、喧嚣、打斗激励着一群被操纵的武装民兵。他们愚昧无知和妄自菲薄的思想共生共融，他们原罪不同阶级的思想滋生出一种毫无人性的放纵和肆虐。于是强食弱肉的森林法则，便成他们屠戮异己的疯狂。已下乡三年的知青们同样不甘他们原罪的种种努力被肆无忌惮的践踏，他们之中如王伯明一类有厚实的文化底蕴，有逻辑清晰的思想斗争，于是他们便大胆向湖南省委和长沙市委写信申诉，向上面反映他们这批知青的现实生活状况和地方安置工作中的冷漠。于是在省委派出的调查组并无实质成果，且一走了之后，江永当地占上风的少数武装民兵便得意忘形。他们仗势挑唆一些无知的贫下中农，兴风作浪，为所欲为，对王伯明一类知青中的所谓“出头鸟”进行跟踪监视。监督他们的日常生活，对他们进行强制劳动改造。他们目无法纪私设监狱将这部分知青逮捕收监，关押拷打。

王伯明在江永大街餐馆中，被“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四个农夫用鸟铳无辜射杀枪决的事，在今天的法制社会是令人匪夷所思，触目惊心的。但在文化大革命疯狂肆虐的社会背景下，这一事件却绝非偶然和意外。而是经过当地少数思想狭獈，行为悖逆，人性扭曲，自恃出生赤贫农的武装民兵阴谋策划，有组织有预谋，手段凶险残忍的一次原罪恶行。尤其是当王伯明被鸟铳枪杀的消息传到江永各农场、各公社的知青中时，六千多长沙下放在江永的知青们感到无比震惊和悲痛。同时他们恐惧和担心，杀红了眼的刽子手不会就此放下他们手中的鸟铳和屠刀，不会在王伯明惨死的血迹中止歩。他们预料“江永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武装民兵正磨刀霍霍，锋利的屠刀即刻会朝知青们头上砍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逃命要紧。于是一场六千长沙知青逃离江永的大逃亡遂在各农场各公社知青中展开了。果不其然，就在王伯明惨死的第二天，当时的零陵地区“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正张开一张巨大屠戮的天罗地网，向下放在江永及周边县的长沙六千多名知青头上罩来。

半个多世纪后，参与过当年那场大逃亡的知青，在慨述那场大逃亡惊心动魄的过程时仍是老泪纵横，甚至情不能自禁放悲声而号淘。他们哽咽着说，原罪、原罪，我们有什么罪要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辈又有什么罪要原？我们出生在当时被错误定性为的黑五类家庭，我们有选择吗；我们黑五类分子的父母出生在旧社会，他们有选择吗？当年那批六千多名知青中虽然大多数家庭背景虽源于资本家、大地主、国民党军官以及解放后无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但也有不少都是三湘地区的名流和抗日志士。像左宗棠、陶澍、廖耀湘等。改革开放后那批知青的家庭父母大多数都得到了平反，政府撤消了对他们错误的历史结论，像王伯明的母亲1980年就收到法院下达给她的一份正式整改的文件。上面写着：“经重新审定王xx，原判定的反革命罪行一案已被认定为错案，现决定予以纠正。”2005年，当年那批知青中作为昔日国民党抗日将领的子女和后代，很多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而共同颁发的抗日功勋的奖章。

四、

就在王伯明被鸟铳枪杀的第二天，即1967年的8月18日，惊魂未定的江永知青就惊悉了，下放到零陵县前进公社农场的二十多名知青，在搭乘的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逃亡回长沙时遭遇了当地民兵的枪炮袭击。尽管他们当时脱下白衣裳当作白旗扬起，并向对方高呼：我们是知青。但那伙人的枪炮声却更加猛烈，更加精准，他们似乎怀着对下乡知青的刻骨仇恨，恨不能一下子将全车知青都击毙。当然战果的确令他们振奋，他们不无骄傲地大呼：“我们胜利了！”那一车20多名知青，竟被他们当场打死9人，打伤15人。

原本知青们还天真地想望，以为三年来在和当地贫下中农们共同劳动生活的日子里，知青们对乡邻们真挚热情的帮扶和在辛勤劳动中的出色表现，会赢得贫下中农的肯定和同情。尽管知青出生大多不好，但那是家庭父辈的原罪而非知青自身的本罪。然而随着王伯明被枪杀和这20多名知青率先集体逃亡所遭遇的无情枪炮，让下放到江永的长沙知青猛然领悟鲁迅先生为什么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零陵的“贫中农最高法院”对逃亡回长沙知青的镇压，其下劣凶残更是暴戾不堪。

面对当地“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举起的屠刀和手握的枪炮，六千多名知青要逃亡回长沙，谈何容易，简直关隘如铁，险路如登天。一方面江永农村各地的武装民兵接到“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命令，在知青可能逃回长沙的各个要道关隘没置了无数关卡暗哨。另一方面他们已杀红了眼，白日暗夜四处巡逻把守，只要发现逃亡的知青立即抓捕关押，对抗拒者一律杀掉。我二姐下放的江永铜山岭农场的知青们，算是所有逃亡知青中的幸运者。就在王伯明被鸟铳枪杀的当天夜半，他们99名知青悄悄吃过一餐悲壮的逃亡饭，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青山处处埋知青的必死之心，于临晨三点依次弯腰折背，静默无声地离开了农场。他们中有个刚满周岁的知青后代，怕他哭闹，他的妈妈用一件大人的宽大旧衣把孩子连头到脚包裹于自己后背，在男知青的掩护下，开始了悲壮而艰苦卓绝的逃亡。

他们准备绕道广西的全州再向东前往广东的坪石再往北转道去湖南的郴州。这一路将近300公里，爬山越岭，涉水过涧，还要随时提防武装民兵的围追堵截。因为当时新中国已整体沦陷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中，所以才造成了下放到江永的知青们被迫原罪而惨遭民兵们追杀的一段荒诞岁月。就在这99名知青悲壮的逃亡途中，他们在广西麦岭附近的荒野遇到了正在山下收割水稻的解放军。于是这99名悲怆疲惫饥饿且又机智勇毅的知青，他们发现了生机，他们遇到了救星，他们立即加入到收割水稻的子弟兵行列。他们和军队的亲人们共同收割水稻，向军队的亲人们诉说自身的遭际。朴实善良充满正义感的军人被他们感动了，三天后，部队便派出了一辆军车将这99名幸运的逃亡知青送到了株洲火车站，最终他们都顺利的返回了长沙。

也就在王伯明被乌铳枪杀的第二天，江永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听说王伯明12岁的妹妹王立明，也在他哥哥下放的知青点接受所谓革命教育。于是他们便率领武装民兵来抓捕王立明，然而他们却扑了空。原来当王伯明下放的桃川石枧村知青和当地贫下中农惊悉王伯明被枪杀的消息后，大家就意识到了这里将会有一场被刀枪血洗的惨案发生。于是在石枧村村支书的带领下，全村的贫下中农尤其是青年农民纷纷行动起来，他们把知青们的行李包裹肩担手提，引领着知青们穿山越岭，涉水过河，跋涉近五十里崎岖的山道，终于把王伯明的妹妹和下放在他们那儿的知青全都安全送抵江永的驻军6950部队。只到他们知道部队会确保他们的安全，他们才怀着无比同情的心思，恋恋不舍地打道回村。

这些善良朴实的村民们，三年来他们目睹了下放到他们村子里的王伯明等知青群体的善良热情，挚朴真诚和勤劳刻苦。他们被这些天真幼稚的知青伢嵬所背负的原罪思想而付出的艰辛所感动，他们没有“强食弱肉”的蛮横和“知青侵占了他们财富资源”等歪理邪说的不平衡，他们善良的天性不会去原罪一心想帮助他们改变贫困面貌的知青。如果说那些被疯狂原罪思想所煽动的恶魔，是滥杀无辜的血腥刽子手；那么这里善良朴实而又懂得感恩的土著村民们，他们就是砸碎不公平的原罪铁链而拯救知青们的天使。

再说说我们人民的军队吧，无论是战火纷飞浴血奋战的年代，还是阳光明媚岁月静好的年代；也无论是山崩地裂江河横流天灾人祸的紧急关头，还是这汹湧而至疯狂肆虐的文化大革命，军队的人民子弟兵，他们永远都是和人民同仇敌忾同气相连的，他们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保卫人民的钢铁长城。在江永六千多长沙知青大逃亡的日子里，当地驻军6950部队遂成了这些无辜知青的坚强保垒，部队大院成了知青们最安全最无忧的避难所。知青们在这里得到了部队官兵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妥善的安置，同时在部队的庇护下，一批又一批逃亡回长沙的知青们沿着广西麦岭向前艰难的行进，最终都安全抵达了全州火车站。可以说是6950部队全体官兵为这批无辜落难的知青大逃亡，开劈了一条最为安全的通道。

当然，六千多名长沙知青在逃离江永的过程中，不是所有知青都是幸运的。毗邻道县的白水公社四名为逃亡探路的知青，他们的遭遇就极其不幸。他们在越过关卡时，不幸落入了道县武装民兵之手。在被囚禁的六天六夜里，他们被民兵用扁担，棕绳和砖头轮番殴打，四人被打得皮开肉绽，痛不欲生。后来他们被一位曾在白水搞过社教的医生认了出来。那个医生趁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他们藏匿在堆满稻草的马车里，偷偷运回到自己家中。这位宅心仁厚的医生又偷偷挖来中草药为四人疗伤治疾，终于救回了这四人悬于生死一线的性命。

四人得救后便向滞留在白水的知青伙伴写信，告知他们的遭遇，希望不要走这条逃亡的线路。白水滞留的知青于是只好求救6950部队的政委，恳请军队与道县拦路没卡的民兵进行沟通，保证他们回长沙的路径安全。6950部队的政委便派了一名新婚连长和数名战士前去沟通，结果沟通无果引起了冲突，新婚连长在冲突中不幸牺牲。这无疑更坚定了部队制暴的决心，部队一方面加强制止暴徒们的凶残，一方面四处搜寻散落躲藏的知青。在部队机智勇敢的庇护下，搜寻到的知青们自身巧妙的周旋下，白水公社的知青才得以一批批离开江永。

江永井边和大远两个公社的知青们，他们逃亡的路线则是无比的艰难和苦楚。他们选择的是越过广西和湖南交界的都厐岭，这条道路要翻越五座山岭，且偏僻险远，山路曲折，实难前行。但难以前行也要前行，这条逃亡之路比有武装民兵围追堵截的凶险还是要安全些。但由于知青们的伧促逃亡，所带衣食不足，行进路上饥寒交迫，痛苦万状，险难支撑。好在他们在山里遇到了一户善良的人家，这家人为知青们烧火做饭，临走还煮了许多苞米红薯给他们路上挡饥，这才让他们躲过饥寒，翻越了大山。

还有的零散结伴逃亡的知青，由于路径不熟，又遭遇武装民兵的围追堵截，他们不得不夜行晓藏，跋山涉水。他们常常在巡逻民兵的追击下，慌不择路，穿越荆棘刺棵，藏身草丛水畔。结果他们常常是弄得浑身伤痕累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不成人形。但他们又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逃出去，回到长沙。因为他们之中常有体弱多病的知青，不幸落入武装民兵的魔掌而不知生死下落，这令他们想想都胆颤心寒。

王伯明被鸟铳射杀而引发江永六千知青的大逃亡，也给铁路沿线造成了不堪忍受的骚乱。从1967年8月25号开始京广铁路沿线的郴州、衡阳、株洲及广西全州的火车站都聚集了从江永各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逃亡来的长沙知青。他们一个个衣裳褴褛，身形疲惫，饥寒交迫，满脸忧愁。他们已囊中羞涩，身无长物，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快逃亡回到长沙，回到父母亲身旁。其时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25岁，但三年来上山下乡的艰难困苦及这次被江永、道县部分武装民兵围追堵截，被当地所谓“贫中农最高法院”枪击炮轰，刀砍棍打的屠戮折磨，他们一个个开始觉悟和反醒，似乎一夜之间他们都变得成熟了。他们原本热情响应政府号召下放江永，在劳动和学习中进行思想改造，为的是和所谓的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和有各种历史问题的父母亲进行彻底的思想决裂。他们要原罪上一辈人罩在他们身上的政治阴影，摆脱他们与生俱来所遭受的政治歧视，在农村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脱胎换骨，重做新人。但此刻他们醒悟了，原罪，我们何罪之有，上一辈人的历史问题那是时代的症结，他们的孽债怎能由我们为之原罪。即使把我们都界定为“黑五类子弟”，我们也是子弟，不是所谓的“黑五类”，我们没有投胎的选择，我们不接受不公正的政治歧视。

于是这群蓬头垢面彻底觉醒的逃亡者，他们群情愤恨，怒发冲冠；他们扶弱携幼冲向月台，他们不顾一切攀爬列车。但他们的行为都被车站误以为暴徒冲击，被车站联合地方武装进行暴力驱赶。绝望之中由男知青带领，女知青跟随，他们只好选择卧轨抗议。最后知青代表和车站及地方武装谈判后，车站临时增挂车厢，开始输送这些走投无路的知青们。到8月底这批下到江永的六千多知青终于从京广沿线的四面八方，历经民兵武装的围追堵截，历经千般屈辱、万般磨难回到了长沙，回到了亲人们的身旁。

回到长沙的知青们为了向社会告示，他们下乡的艰苦卓绝，为了向社会表明，他们此次集体大逃亡的真相，于是他们为王伯明等远逝在江永的那些蒙冤受辱的知青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又组织了大游行，并把他们在江永艰苦卓绝的劳动和学习生活情况及这次大逃亡的真相印成传单，散发给围观游行的长沙市民。他们的思想汇报和不公正的遭遇也得到了长沙市委、市政府的同情和关注，市政府按人头给予了他们一个月9元钱30斤粮票的生活补助。于是知青们倍受鼓舞，他们配合长沙正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革命成立了自己的文艺宣传队“长沙市知识青年红一线”宣传队。他们根据自己上山下乡的经历编排的话剧、歌舞在长沙、广州进行公演，他们还创办了报纸《红一线报》。这些举措一时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然而，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文化大革命激浪狂涌的岁月里，知青们的宿命注定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当他们还沉浸在自我安慰的喜悦中，长沙市政府便以一纸“10.8通知”，责令他们返回江永抓革命促生产，同时也取消了对他们的生活补助。并且各街道居委会通过对他们父母和他们本人，所开展的劝返思想动员工作大势铺开。“我们都有一双手，何必赖在城里吃闲饭”等标语口号贴在家门口，街道弄堂里。刚刚还未从短暂喜悦中缓过神来的知青们，又整体陷在新一轮政治迷惘的漩涡里。其时他们大多数的父母正身陷囹圄，或被发配到五七干校，正接受比知青儿女们本身更为严厉的原罪和惩罚。而且这六千多名知青更不知晓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在蕴酿成熟，他们只不过是尔后两千万上山下乡知青中的先行者。

长沙这六千多名下放江永的知青，当然是抗拒不了历史的滚滚浪潮。尽管他们不愿再次回到江永，但街道派出所劝返的车辆，一车又一车将搜寻躲藏四处的知青送回了江永。当然江永对方政府也积极配合长沙市政府劝返知青的决策，对每个返回江永的知青给予了每人5元钱、一担谷的物质补助。这批知青中暂时未收监或发配的父母们当然也在积极配合街道劝返他们的知青儿女返回江永。“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他们千方百计把省下的衣物钱粮打点自己的儿女，用肝肠寸断悔不当初来原罪自己的过往。在长沙北门的“彭家井”有个徐姓知青，他是从小被徐家收养的弃儿。解放前身为国民党军官的养父去了台湾，作为“国民堂军官太太”的养母则含莘茹苦地把他养大。这次养母把倾其所有的积蓄密密缝进他的棉衣夹层并送走他后，便一头扎进“彭家井”清寒冰冷的井水中。

合上柳宗元《永州八记》我脑海中突然迸出一个念头，走去道县去江永看看去，去看看我二姐他们当年从长沙下放在哪儿的知青们生活的广阔天地，今天是一番什么样的光景。我站起身来，沐浴着人间四月天的明媚阳光，吹拂着永州画山秀水吹来的暖暖罡风，便朝道县和江永奔驰而去。

到底是江南，道县和江永正是春风鼓荡，绿满天下，青山摇翠，碧水荡漾的大好季节。田畴如画，镜水照天，刚插的秧苗碧绿如茵。田埂上片片紫云英和野蔷薇紫红粉白交映，争相斗艳；阡陌交通綠竹摇曳，青树婆娑，野花灿烂。一排排翩翩白鹭亮翅展翼，掠过田畴，掠过水涧，朝着一碧青天悠悠飞去。无数道旁的水浚沟渠哗啦啦流淌着清凌凌的春水，腾起雪白的细小浪花匆匆流向远方。连绵起伏的群山像是刚被碧水洗濯过似的，朗朗润润，青翠欲滴。村子里高高低低楼瓦雪片，炊烟缥缈，春雾朦胧，鸡鸣狗吠，笑语响亮。走在田埂上，穿梭在村子里，跋涉在山脚水浚旁，无不清心爽意，心旷神怡。我甚至怀疑在这方人间仙境应该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大半个世纪前，那场疯狂屠戮无辜百姓，围追堵截知识青年的历史悲剧。

日当正午，我无意拐进了道县老城区仍有些破败的的街道，这里相比我在城外看到的无限春光，的确要败兴许多。即便是四月的艳阳朗照，但这儿仍显得有些阴森破败的落寞。行色匆匆的人们走在坑坑洼洼，垃圾四处的街道上，一个个耷眉笼眼，少有光鲜。尤其是有几个闲散的老人，脱掉上身的棉衣夹袄在道旁背风处晒着太阳。我惊诧，这里难不成是被改革开放遗忘的角落。于是我走到老人身边，我为他们递过香烟后，我们便有一搭无一搭聊起了当年那场可怕的杀人往事来。

老人们旧事重提，各执一词，但大多数老人对当年那场不该发生的惨状都是痛楚不已。然而却有一个精瘦干瘪的老人，单独坐在离这群老人稍远的地方。那个老人横着满脸松弛下坠的皮肉恶狠狠地说，杀几个黑五类分子有啥子啰，只是老子当年没赶上，要是赶上了，我要把那些黑五类赶尽杀绝，斩草除根。你们各几个老不死的还怀恨在心，怎么当年没被砍掉脑壳啰。听了这个老人的混账话，另几个老人愤愤地指责那个脸上无肉，说话寡毒的老人。其中一个老人指责他：遭五雷劈的，你没赶上杀人，你老兄赶上了，他杀人倒是不少，但他自己也没得好死呀，还不是被自己灶屋里的火烧死了，老畜牲。说着晒太阳的闲散老人立马散了，还有个老人边走边说，这个老畜牲阴魂不散，绝不得好死，你看谁搭理他。

看着那个孤寒落寞且又凶残的老人，我竟生出了三分怕意，我连忙也随着那几个散去的老人，逃也似地离开道县那处破败的老街。我终于拾急慌忙地走到了道县最热闹繁华的大街上，这里阳光灿烂股票杠杆效应，罡风和暖，春意盎然。我回想着刚才在破败老街的情形，我对那个仍心怀恨意的孤寒老者那句恶狠狠的话心有余悸。多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仍生活在对所谓黑五类分子的原罪中，甚至遗憾他没有赶上道县那场灭绝人性的屠杀。我遂想起电影《芙蓉镇》落幕前那个疯癫的敲锣人王秋赦和他口中吆喝的：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是啊，历史总是会无情的重演，我们可以放下，但却不能忘记，唯有铭记，方能祭奠那些曾经被埋葬的冤屈和丧失的尊严。于是我大步流星朝江永那更加明媚的春光走去。

发布于：广东省

• 股票杠杆效应